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，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死去。他记得最清楚的一，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——等他长大了他才知，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，乞丐们难以生存，晚上便聚集到“火房”中去过夜。所谓“火房”就是摇摇坠的颓败官房（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“执金吾”们碰的地方），房中已片无存。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，拾一些树燃一堆火，围烤之后，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躺下一睡。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，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。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：凡别的乞丐到了手、上了的东西，其他乞丐如果夺、偷拿，便要死；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、离了的东西，当面捡走、取走却都名正言顺。

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，是把求乞当

人们总是一再抱怨：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，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？工厂的一些青工“小市民”弟，怎么总是那么野、颟顸、放纵？通过思想教育、批评表扬、奖励惩罚乃至于“严肃理”等手段，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，然而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和特殊文化、心智、心理、教育结构上，去行细致的研究，从而摸索一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，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。

义的市民——从广义上说，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；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“土著”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，而且构成了北京“下层社会”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——这“下层社会”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，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、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，因此，要准确一地表述，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：一、就政治地位来说，不属于范畴；二、就经济地位来说，属于低薪范畴；三、就总文化平来说，属于低文化范畴；四、就总职业特征来说，大多属于城市服务行业，或工业中技术较差、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；五、就居住区域来说，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；六、就生活方式来说，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彩；七、就其总状况的稳定而言，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——因为不在“官场”所以没有“宦海浮沉”的戏剧变化；因为不涉“文坛”一类的“名利场”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锐觉；他们离政治较远，既没有被当过打击、批判的重，也没有被当过平反起复、落实政策的对象。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描写重。有的人脆鄙夷地称他们为“小市民”或一言以蔽之曰：芸芸众生。

到晚清时候，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上分布在两个区域：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，所谓丐帮（乞丐集团），大上就麇集于此，每天白天由此向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推，四求乞，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“营盘”（门、街檐、穿堂、窝棚）；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，天桥虽然也有乞丐，但其主却是各耍把式的人，他们不大动，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、储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。

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，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。

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？

当然，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。

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“杆”即“杆儿”如今有京剧《豆记》还经常演，戏里面那金玉的父亲金松，便是个“杆”而且是个好人。所以卢宝桑由《豆记》而对京剧好，又由《豆记》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，并由此又使他那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朦胧的温柔——这且不去说它。

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，实在是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社会生态景观，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质文明和神文明的提，就不能不研究他们、察他们，从而引导他们、开化他们。请每一个自我觉是外在于“小市民”的“大市民”考虑一下：你的生活离得开“小市民”吗？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，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，在人行上遇见他，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，在饭馆里和冷饮里遇见他…一句话，你其实是离不了他。你之所以能保持一“大市民”的优越，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“小市民”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，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、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——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