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。有一天，老夺坐着一辆老赶的大洋车回作坊，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升炮。炮没坐稳，药捻儿刚着，炮就向路方向斜过去。轰然一响，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升炮，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那长嘴上。大洋一声嘶叫，前蹄往起一，尾往一撅，又猛往前一蹿，四蹄一蹬，发疯般地向前冲去。赶车的老一下被从前边的座上掀到后边的车厢里，正砸在被座弹起来的老夺前上。还多亏这一砸，不然的话那个老夺很可能被甩到路上去，摔个半死。这时那吓昏了

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，大批农民涌当时还叫傅家甸的外区。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和素芬，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。那时哈尔滨到盖楼房，修路，横跨松江的大铁桥动工了，停泊火船的外码也破土了，只要是肯卖力气，不愁没活于。刚满二十岁的谢万长得虎背熊腰，眉大，经年在太暴晒下的肤像涂上了一层重的红，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，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。领工的小把总是一就相中他，一批就被领走。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，给人家洗衣服和补补。两个人挪肚攒，积下了几个钱，就在外靠码的地方（后来形成了街，叫外三街），盖了两间小房。这对患难的伴侣，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，搬了新居。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，用新名词讲叫同居，用旧话讲叫合房，不论怎样叫，内容都是一样的。最质朴的形式中饱着最纯洁的情，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，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。在搬新居的那天晚上，谢万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，打了两壶酒（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，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，不能“要单”呀），炒了四个菜，小夫妻上红烛，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，双双面向北方跪下，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。然后坐在新炕席上，在红烛照下，共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，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。

婚后，谢万觉得卖小工零活终非长久之计，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。这时有一个叫老夺的波兰籍犹太人，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，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。谢万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，天长日久，就被那明的犹太人老夺注意上了。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都是手摇的，劳动力越机转动得越快，像谢万这样浑是劲的小伙，对他那手摇机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达。他在寻找机会，要把这台“达”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，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力。

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——迟素芬的生父。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，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睛起来拼命。一阵排枪扫过来，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下，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，两个俄国“达”——大兵抓住了她。兽发作的老，把十七岁的姑娘拖粱地，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，谢万手持砍刀闯来了。一阵砍杀，两颗黄发的脑袋了垄沟里，屠杀中国人的刽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！如果谢万也有照相机，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，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。但是谢万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，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。他只好拜别了父母，和迟素芬双双逃了家门。茫茫大地，湛湛青天，他们逃向哪里？

它是血路，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。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，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：在枯树枝上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颅；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尸。有一幅照片，竟照下了刽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：大刀砍下去，人刚刚离开颈项，血还往下…俄国人把当时最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。